前不久，作家张翎携长篇新作《归海》与读者见面。小说讲述的是被一位中国母亲所封存的历史，如何由女儿一点一点打开，读者也由此探寻到中国女性的人生磨难与命运沉浮，以及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个体生命的苦难记忆。

张翎说，《归海》是她的“战争的孩子三部曲”继《劳燕》之后的第二部。在从事听力康复师的职业生涯中，她见过太多从战场走下来的人，看到战争和灾难在他们身上所留下的创伤。在张翎看来，战争、灾难本身作为事件总会有一个终点，但是那些创伤却很难消失。而《归海》就是这样，不仅讲述战争，还要讲述战争所留下的创伤。

讲述战争遗留的创伤

《归海》中，张翎借助一位中国普通母亲的身世传奇，拆解出一段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编码。听力康复师乔治·怀勒和英语教师菲妮丝（袁凤）在加拿大相遇，双方组建了宁静温馨的跨国家庭。时值袁凤母亲袁春雨（蕾恩）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去世，女儿从养老院寻回的亡母遗物里有一个收藏时光的宝箱，也是一个封存历史的秘匣——残存晶粉的玻璃瓶、母亲在野战医院的留影，以及高中英文教师的相片。

无尽哀思、疑惑与感伤，尽数弥散在亡人与遗物之间。袁凤决意联络在世亲人，重返大洋彼岸的祖国。她从故乡温州出发，沿时光之河逆流回溯，往返于扑朔迷离的久远记忆，探寻“袁春雨”分别作为母亲、妻子和女儿的故事……

《归海》通过袁家母女的情感流变，探寻了中国女性的人生磨难与命运浮沉，并延伸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个体生命的苦难记忆。《归海》不完全是私人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取予纠缠，它还揭示出一重跨越国界民族的、省思战争创伤的世界性视野，呼唤在跨文化语境中构建并实现创伤认同与情感疗愈。

“他们的经历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，但是我亲眼看见了这些战争和灾难在他们身上留下来的创伤，这种创伤会持续很久很久。”张翎说。她也因此意识到，战争、灾难本身作为一个事件，无论时间多长，总会有起点，有终点，但是它们留下来的创伤却是无法用时间鉴定的，它会留在人的一生中，甚至会影响得更加长远，包括他们的下一代。

“这就是《归海》要讲的故事的内核，它讲战争，又不是只讲战争，它讲的是这种遗留的创伤。”张翎说。

张翎

活着是最大的重建

《归海》中的母亲、女儿，很容易让读者想到这部小说的焦点所在，显然，它将目光投向了战争中的女性。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系教授、系主任宋明炜如是评价：“张翎的《归海》见证了女性力量的奇迹，故事本身也是奇迹，精心织就的谜团，引人进入爱与黑暗的中心。”在他看来，这部小说引人入胜，说着家庭与流放、创伤与牺牲、绝望与希望，以及最重要的母女间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。

张翎说，关于战争，女性又是一个特殊的话题，因为在战争中，女性除了承受战争带给所有人的那些共同的伤害之外，还有要承受作为女性的一些伤害，比如耻辱。“这种创伤不仅是战争本身所带来的，也是长远的社会文化偏见带来的，而这一类的创伤好像是无可辩解的，没有办法解释。”

张翎坦言，在应对创伤这方面，会想到男性和女性的区别。在她看来，很多情况下，男性是响亮的，有分贝的，有爆发性的，在想到男性的反抗机制时，她往往会想到钢铁、岩石这一类坚硬的东西，但是关于女性，她更容易想到的是水，不是贾宝玉口中关于女孩子的那种水，而是污泥煮水。“在很恶劣的环境里，这种水看上去很脏，但它是滋养万物的，它是可以保全自己的。在乱世里，我认为存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”张翎说。她认为，水是能够顺势的，放在碗里就是圆的，放在盒里就是方的，河床是什么样的，水就变成什么样的形状，而在乱世里，死通常是最容易的事，而母亲是不能死的，她要养护儿女。张翎解释，书名《归海》中的“海”，就是水的一部分。

提及创伤，便要谈到治愈，谈到重建。张翎认为，对心灵的慰藉是必须的，是正面的，但不是唯一的。她之前在《余震》里曾写过一句话，大概意思是，灾难中倒下来的姿势是一样的，但是每个人站起来的姿势可能是百种千样。

张翎说，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，如果她能从中解脱，建立新生活，那她是英雄，但也有一种母亲，她是无法再站起来，无法再恢复的，她不是英雄，也不是可怜虫，她只是一位无法走出创伤而一生疼痛的母亲。对后者而言，她甚至需要这种创伤所带来的疼痛和不适继续长久地生活下去。张翎觉得自己的心变柔软了，能够接受多种多样的对创伤的反弹的能力。

“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提重建，我个人的经历里面，我的看法是，我觉得活着就是最大的重建。如果一个人不活着，没有任何可能性，只要你活着，那么所有的可能性，都是可以被探索的。”张翎说。

在张翎看来，战争无可庆贺，灾难无可庆贺，真正可以庆贺的是人的顽强的生命力，在大灾大难之下依旧活下来，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。

电影《那些女人》海报

承认人的柔韧和脆弱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这样解读小说：“《归海》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，而是使用了双线的结构，一条线索是袁凤和她的丈夫乔治的通信，另外一条线索是袁凤自己书写的以其母亲为对象的文学作品。通过这两条线索的交叉并置，母亲的创伤故事被置于一种跨文化的视野里得到观察和认知——这是中国（创伤）故事世界化的前提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创伤溢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，变成了对人性的拷问和救赎。”

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俊也认为，张翎的《归海》具有国际化的气质。刘俊解释，张翎找到了自己表现历史的视角，以战争、灾难中的女性为主，演绎出各种各样的故事，而这些故事不限于某一个民族，而是走向了一种国际化。《归海》亦如是，双线叙事，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外国的、中国的，不是只限于中国女性的问题，而是扩展到一种世界性的、人类性的问题。

作家鲁敏也是《归海》的读者。她认为，借助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窗口，张翎能够看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经历公共灾难之后，留在身体上的创伤记忆，那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落地和消融的过程。鲁敏认为，张翎所处理的人类灾难的这个主题非常宏大，它关乎那种极端环境之下人所受到的伤害、所面临的抉择和后续的痛苦。

张翎说，对文学素材的处理，百分之百是她的个人经验，又百分之百不是她的个人经验。她解释，小说中所有的布局是她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，虽然不是直接的生活经验，但是源于她自己的观察，而且一些细节在历史上是百分之百发生过的，可人物形象又是百分之百虚构的。史学家拿到档案材料，寻找的是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等内容，但小说家则是寻找在某个历史瞬间发生的不同寻常的故事。小说中，她把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集中安放在了虚构的人物身上，表达她所想要表达的主题。

张翎说，从人类的愿望来说，人人希望远离苦难，可是很多人正是在苦难中成长的，在苦难中获得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，能够消化苦难很了不起，可是也要承认人的脆弱。正如《归海》中，女儿渐渐理解了母亲，懂得了她的柔韧，也明白了她的脆弱，书中写道：“现在菲妮丝回想起来，母亲心中的恐惧其实一直都在的，只是年轻的时候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抚养一个孩子、操持一个家庭，那些琐碎的艰难日常占据了母亲的心，暂时淹没了她的恐惧。而在她渐渐老去之时，她的心空了，恐惧全力追上，收复失地。”

记者:江丹编辑:徐征校对:杨荷放